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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源远流长,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显然与我国古代学者的学风端正有着直接关系。回顾我国古代端正学风的传统与方法,对于解决当下的学风不端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把学风端正视为学者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对构成学术主体的士人提出了“行己有耻”、“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要求。宋代大文学家曾巩在一封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说,没有道德修养是不可以作文的,“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站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把“行己有耻”提升为“圣人之道”,认为这是学者为人处世、治学立言的根本。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黄宗羲,晚年把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七个字:“修德而后可讲学。”清乾嘉时期的杰出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特辟《史德》篇,讲“著书者之心术”,强调史家著史必须在才、学、识之外注重史德的修养,具备“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品德。从先秦到晚清,我国古代学者的主流大都是道德修养比较高尚的人。  反对抄袭剽窃、掠人之美成为我国古代学术共同体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期
  •       当下之计,不仅要杜绝个别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官学相长”的恶劣风气,也要严肃学术机构的门槛标准,不得再以“整合社会资源”为名破坏学术声誉。  最近,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学历问题遭到媒体质疑。有媒体报道称,从党校干部班的学员到苏州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再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后,季建业的“学术之路”与官运交叠上升,互为补益,引发公众遐想。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新华社也报道了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向企业巨额索贿,花费2300万元用于参评院士一事,亦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客观而言,任何人都有追求学术的权利,俯首向学、虚心问学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官员如能挤出时间追求学术,提高理论水平,并用于公共治理,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领导干部追求学术地位都能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不因为权力带来的光环而走捷径,也不滥用权力资源以换取学术地位,以及明目张胆地进行权力与学术之间的利益交换,公众自然没有意见。但有些官员的行为却常常让公众质疑,让原本正当的学术追求激起公众强烈的反应。  季建业是不是完全按照相关课业规定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日常的课时保障
  • 核心观点  北京市委准确把握了首都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构建党建引领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目的就是要通过下沉资源、赋权增能改革,提升属地管理能力。赋予街乡“吹哨”权及“考评”权后,当遇到跨部门、跨区域难题时,街乡启动“吹哨”机制,从而打破条块关系的常态运作,促使相关部门前来“报到”,通过联合行动化解问题。  为探索首都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及时回应和化解实际问题,2018年初,北京市委提出构建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作为“一号课题”,在全市各区同步开展政策试验。随着改革的推进,首都城市基层治理通过向街乡赋权,提升街乡行政效能,逐渐形成新型运作模式。  城市基层治理的难题  一方面,在推进属地管理的任务导向下,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有限资源、全面责任”难题。随着国家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基层政府直接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将原来由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转由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承接,街乡肩负的工作职责不断增多,需要应对一切问题,承担全面责任。作为扎根基层的行政主体,街乡的行政编制和财政资源有限,开展工作普遍面临“权小责大”、权能不
  •    近几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各奖项陆续揭晓,但中国媒体对它们的得主及他们的贡献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报道显得不温不火。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人的日常话题中也对奖励自然科学领域重大发现的这几项诺贝尔奖鲜有讨论,更说不上对科学发现本身做出讨论。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所以中国人没有热情。这是实话,当年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人的兴奋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有中国人这次获得物理学奖、化学奖,中国媒体一定会铺天盖地地报道,中国社会也会展开各种思考与讨论。但只有得奖,媒体才报道,社会才关注,这就是中国媒体与社会的通常态度。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表现。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学术研究要经得起寂寞,基础研究更要学会坐冷板凳。这话没有错。有志于做基础研究的人其实是应怀抱“殉道者”的精神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国家与社会就不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与关注。因为国家与社会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者的肯定与关注,其意义不仅局限于这些研究者个体,重要的是不断激
  • 编者按:本文刊载在2013年第6期《贵州社会科学》上,是中国博士后第五十一批资助项目“唐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研究”(编号:2012M510237)阶段性成果,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唐代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学官的迁转多与地方互动,发生于朝野之间。影响学官由地方迁入的要素主要是任职经历、用人政策、政治斗争、仕进风尚以及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由此形成五种基本迁入方式。学官迁出为地方官,多任刺史、节度使和观察使等,或入幕为诸府从事。学官迁转至地方,在兴学崇教、传播知识、改变习俗、稳定人口、促进区域文学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推进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唐代国子学官;朝野迁转;地方互动;地方影响    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六学”,前三者属于经学教育之学馆,后三者则是专门技术之学校。国子学官主要有从事教育管理的国子祭酒、司业、丞、主簿,以及承担教学的各馆博士和助教。对于国子学官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