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全党全国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已经行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际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逆转，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形势越发有利于我，但竞争更为激烈，使我国既面临有利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复杂的全球局面。从国内看，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事业的科学指南，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制度。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一些难题。　　正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这一决定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内涵极其丰富的重要讲话，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十分肯定

    【核心提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道路中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必然迎来更美好的春天。 　　自其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了验证与新的发展，同时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在中国建立，更是从学科与学术层面全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成就。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中的二元结构问题。这里的二元结构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现象。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但在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分开而独立的。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从而导致它的分离问题或二元结构问题。这种思想与观点貌似有理，实质上存在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唯物主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一、研究党史和国史要有一脉贯通、接续发展的眼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必须坚持用一脉贯通、接续发展的观点来深入研究党史、国史。　　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前后贯通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并率先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社科研究基金会作为一种公益性社会组织，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起着重要引领和整合作用。    社科研究基金会通过科研立项等工作，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社科研究基金会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学术研究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人们的所想所忧，进一步提炼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一定意义上说，社科研究基金会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直接关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进而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充分发挥社科研究基金会的引领作用，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了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国家社科基金自设立以来，学术成果丰硕。相比之下，社会力量创办的社科研究基金会还很薄弱，社科基金项目在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制约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事实上，社会力量创办的社科类基金会有着

      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源远流长，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显然与我国古代学者的学风端正有着直接关系。回顾我国古代端正学风的传统与方法，对于解决当下的学风不端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把学风端正视为学者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对构成学术主体的士人提出了“行己有耻”、“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要求。宋代大文学家曾巩在一封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说，没有道德修养是不可以作文的，“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站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把“行己有耻”提升为“圣人之道”，认为这是学者为人处世、治学立言的根本。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黄宗羲，晚年把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七个字：“修德而后可讲学。”清乾嘉时期的杰出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特辟《史德》篇，讲“著书者之心术”，强调史家著史必须在才、学、识之外注重史德的修养，具备“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品德。从先秦到晚清，我国古代学者的主流大都是道德修养比较高尚的人。　　反对抄袭剽窃、掠人之美成为我国古代学术共同体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期